从医30年，研究不孕症20年，唐荣欣写下了《种下一粒光：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一书，科普不孕症和试管婴儿相关的知识。在记录“这群非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时，她也会迟疑，放在当下的环境里，这些内容会不会有些过时或者说教感，无法被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理解。
但作为一名生殖科医生，唐荣欣更想要帮助更多女性认清一个事实：“无论是在什么年纪、是否选择生育，你需要知道，生育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会伴随你一生，所以应该尽早对其有所了解和计划，对生育或助孕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作者 | 钱雨朦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 《梦想成为律师的律师们》
早晨8点，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诊14楼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唐荣欣快步走过写着“生命之窗”四个字的标示牌，走向诊室。
展开剩余93%推开绿色的诊室大门，室内的光线是暖色调的，窗台上还有一盆长势很好的绿植。一个女性子宫及卵巢的模型摆在桌上，角落里堆着十几卷锦旗，它们来自做试管婴儿成功的患者。
唐荣欣在这里工作了8年，每年完成近400个取卵周期。一个“取卵周期”是指从女性进入试管婴儿治疗方案促排卵，到取卵手术结束。
唐荣欣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工作后，就走进手术室。差不多20分钟后，她完成一台取卵手术，回到诊室开始看诊。十分钟内，这里人来人往。
（图/《女人的碎片》）
刚完成取卵取精流程的夫妇走进来，唐荣欣对他们说：“很成功，有27个卵母细胞，下午实验室会完成受精，要等一周才知道最终能成多少胚胎。有些人取得多、配得也多；但有些人取得多，但卵子利用率不高，最终胚胎也不见得多。这与卵子和精子的质量都有关系，很难讲，和打游戏过关一样。”最后，唐荣欣还嘱咐这位丈夫要多给妻子增加营养，补充蛋白质。
一对母女拿着报告单走进来，结果显示的是生化妊娠（即亚临床流产）。这意味着移植胚胎后，胚胎在子宫中着床，但没能继续发育，这次移植失败了。唐荣欣安慰说：“生化妊娠停药后会很快来月经，量和月经量差不多或者稍多一些，没关系，你还有胚胎冻着，还有机会怀，不要难过，再接再厉。”
这对母女刚离开诊室，助理小雷看着手机，传来一句：“怀上了。”这是前不久刚做完胚胎移植的外地患者发来的信息，很多外地患者来往上海不方便，小雷会留下对方的微信建立联系，唐荣欣则指导远程用药保胎。一般孕8周到10周的患者，唐荣欣会发给对方一张粉色的“毕业证”，意味着从生殖科“毕业”，即将去妇产科报到了。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图/作者摄）
包含促排卵、取卵取精、移植胚胎、保胎等在内，一个完整的辅助生殖周期需要两到三个月，很多人往往要经过前期治疗和身体调理，或尝试多个周期才能成功怀孕。
相对漫长的流程，让唐荣欣很熟悉自己的患者。有人卵子很多，但有人取一两颗都难；有人一次移植即成功，有人试完了所有胚胎都无果；有人“毕业”后生娃养娃，在500人的微信群里转让自家的婴儿车，也有人坚持两年后，带着遗憾消失……
从医30年，研究不孕症20年，唐荣欣写下了《种下一粒光：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一书，科普不孕症和试管婴儿相关的知识，也记录一个生殖科临床医生和中年女性眼中，无数家庭求孕的故事。
工作时的唐荣欣。（图/受访者提供）
涌入诊室的高龄女性
过去40年里，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
197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88年，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唐荣欣对这个领域非常好奇，“觉得它很神秘又高大上”。2006年前后，她到北医三院生殖科求学，跟随中国著名生殖医学专家乔杰读研究生。
年轻的唐荣欣一头扎进医学界公认的难上加难的内分泌领域，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记不住就死背，一点一点地从好奇到喜欢。那时，中国二胎政策尚未开放，生殖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 “优生优育”。 对于唐荣欣而言，帮有生育困难的夫妻孕育一个孩子，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唐荣欣在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应用20周年活动上。（图/受访者提供）
但这几年，唐荣欣发现，这种成就感的实现越来越难了。
许多高龄夫妻开始踏入唐荣欣的诊室。背后的原因，有晚婚晚育和多胎放开的大趋势，也有各种各样的个体因素。有些人丁克多年，遇到亲人离世或经不住老人的一再催促，转念想要一个孩子；有些人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和伴侣的感情也淡了，但他们都意识到，“再不要个孩子，可能就生不出来了。”
很多人都抱着 “只要我还来月经，就有机会怀孕”的念头来到生殖科，这其实存在诸多误区。医学上，首先越不过去的，就是生理年龄，因为衰老会带来各种病症。
在产科定义里，35岁以上的女性算高龄产妇。在唐荣欣眼中，35岁至38岁的助孕成功率算高，接下来38岁到40岁、40岁到42岁的难度各是一个档。45岁以上的患者，就几乎没可能助孕成功了。
（图/《生门》）
她坦言：“高龄患者是最让我无力的，女性年纪大了，卵巢功能越来越差，卵子的质量下降，胚胎异常的概率也非常高，即使好不容易怀了，最终还是要面临流产风险。”
肉眼可见的焦虑萦绕在这些即将度过“育龄期”的女性头上。她们往往学习能力很强，盯着检查单上的数字，想借助各种方式来调节它们。
比如衡量卵巢储备功能的数值之一是FSH（促卵泡激素水平），FSH过高，数字大于10 IU/L（国际单位/升），可能提示卵巢功能下降。一位确诊卵巢功能减退的患者，学习不孕相关知识，努力经过一番调理后，来找唐荣欣复诊，FSH降到了8.4 IU/L，她觉得自己“卵巢变好了”。
唐荣欣却对此泼了“冷水”。判断FSH，要综合雌二醇、黄体生成素、孕激素水平和阴超结果一起做评估。这位患者的FSH数值降了，背后其实是卵泡提前生长、雌二醇水平升高带来的“负反馈的假象”。
还有一位在线上找唐荣欣问诊的女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密切监测自己的各项数值，跑遍国内外的机构，做抗衰治疗。唐荣欣感慨：“她学历很好，一直在做功课，和我讨论起来很专业，想要控制数值和自己的身体，却迟迟没有开始做试管，我会觉得有点耽误。”
许多人还会和唐荣欣提及当下最先进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其原理是对胚胎进行活检，检测染色体数目异常或单基因遗传病，再挑选健康胚胎移植。这项技术在欧美已经广泛用于高龄人群。但唐荣欣也觉得要慎重，如果是有遗传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选择，但高龄女性相对来说卵巢功能本来就不算好，而胚胎在活检的过程中异常率也很高，非常消耗卵子。她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本不富裕的人偏要买奢侈品一样，经济负担之外，耗完的是这些高龄女性最后的生育机会。”
（图/《一个奇迹的诞生》）
除此之外，《财新周刊》的相关报道也提到，很多人在确诊不孕之后，到正式去辅助生殖机构就诊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土方、偏方甚至求神拜佛等“玄学”也大行其道，而这些都会延误治疗时机。
每当有人问起唐荣欣如何保住AMH值（即反映卵巢功能的抗米勒管激素水平）时，她总会回答：“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是走向死亡的。卵巢就是一个到点要‘退休’的器官，这是不可逆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善生活习惯，或者通过营养补剂等方式，让它下降得慢一些。”
过去三年，唐荣欣都在书写“这群非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她也会迟疑，放在当下的环境里，这些内容会不会有些过时或者说教感，无法被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理解。
但作为一名生殖科医生，唐荣欣更想要帮助更多女性认清一个事实：“无论是在什么年纪、是否选择生育，你需要知道，生育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会伴随你一生，所以应该尽早对其有所了解和计划，对生育或助孕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唐荣欣收到书中提及的患者的信。（图/受访者提供）
生孩子，是夫妻两人的事
“没我什么事了吧？”那对完成取卵取精的夫妻坐在唐荣欣的对面，丈夫今晚要出国工作，他脱口而出。妻子也很体谅，询问小雷，后面移植胚胎时，能不能由婆婆来签字。
唐荣欣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她总会说上一句：“生孩子，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事啊！”
（图/《苦尽柑来遇见你》）
正常流程下，如果一对夫妻来生殖医学科做试管，男性出现的次数，只需要四次。第一次是初诊建档，第二次是取精，后面两次是胚胎移植前的签字和移植当天双方验证。而即使是这四次，很多男性也做不到全勤。
相比之下，女性在各项检查、治疗病症、促排卵、取卵、移植和保胎的漫长过程里，需要紧盯自己的月经周期，用药打针，数着日子跑医院十几二十次都是常态。
一位江西的患者独自赶一大早的高铁来上海，顾不上吃中饭就到医院来抽血化验。唐荣欣发现她的嘴唇有些发白，怀疑贫血，她说：“可能是晕车，从小就这样。”
一位接收到唐荣欣指令要打促排卵“夜针”的患者，陷入紧张的情绪中。她晕针，没法自己操作，大半夜得找家附近的诊所或上门护士。但夜针的时间点又很关键，约36个小时后，医生会安排取卵手术，用B超影音定位后进针、穿刺和抽吸卵泡。对于高龄卵子不多的人，或者出现卵泡早排的情况，医生们会用“抢收”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紧迫感。
正在做腹壁穿刺取卵手术的唐荣欣。（图/受访者提供）
即使胚胎移植成功怀孕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毕竟眼前还有保胎的任务。小雷和一位怀孕的老患者说：“恭喜你毕业。”但她却愁容满面，“还不时有点褐色分泌物，不敢毕业，我下周还要出差。”丈夫还曾责怪她不够小心。
此外，很多家庭想要在试管中追求“双胞胎”。辅助生殖技术运用下，双胎妊娠率在30%左右，这背后是生殖科医生在移植胚胎时，出于成功率、降低医疗成本等因素的考量。
曾经是妇产科医生的唐荣欣对双胞胎则非常谨慎：“人类是最适合单胎妊娠的生物，双胎会带来妊娠高血压、糖尿病、胎儿宫内发育不良等多个问题，做试管的女性如若高龄且有基础病，双胞胎非常不提倡，必要时必须减胎。”
传统文化里，生孩子总是女人的事情。但从医学上看，“不孕不育”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这四个字中，不孕指女性，不育指男性。而因男性导致的生育问题在所有不孕不育的病例中至少有30%。
唐荣欣曾经诊疗过一对夫妻，妻子患有输卵管阻塞，婚后8年未孕。她在做术前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现丈夫患有无精子症。而过去这么多年里，这对夫妻都从未想过，去医院查一下男方的精液。
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中国不孕不育的人群越来越多。由唐荣欣导师乔杰院士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不孕不育的发生率从2007年的12%，增加到了2020年的18%。
唐荣欣在新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内容，提醒男性了解影响精子质量的因素，诸如肥胖、久坐、烟酒等。具体而言，男性的睾丸组织不喜欢高温环境，“尿不湿一代”的精子质量可能会不如“光屁股”长大的小孩；有生育计划的男性，应减少穿紧身裤，还要戒掉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的习惯。
而当一对夫妻真正进入到了辅助生殖治疗的过程，唐荣欣觉得男性每一次的到场和陪伴，都非常重要。“我也见过很多丈夫非常体贴，从关注和记录每一个生理周期的节点，到取卵后为妻子做一些补充蛋白质的汤，这些都是他们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
已经“毕业”的患者带宝宝来找唐荣欣。（图/受访者提供）
不孕不育，真的是疾病吗？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一对夫妻12个月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却没有怀孕，就被称为不孕不育。很多到生殖科就诊的人，会被下定义为“不孕不育”，他们生殖系统的各项指标会被逐一评估和打分。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会被提出：不孕不育，真的是疾病吗？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都是病人吗？
（图/《婴儿的秘密生活》）
在9月初进行的一次新书分享会上，一位学临床医学的年轻学生抛出了这个疑问。对此，唐荣欣提到了不孕症的特殊性：“其实很多女性，除了在生育这个地方遇到坎之外，并没有别的问题，身体各项指标非常健康。相应地，子宫卵巢相关的很多疾病，也会影响女性生育之外的各项身体机能。”
唐荣欣会把这种意识转移到日常的诊疗中，她和助手都习惯于叫患者“亲爱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有压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朱剑峰长期致力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曾做过生殖医学领域的田野调查。她在和唐荣欣的对话里，提到了“医学的凝视”这个词语。
在现代医学的视角里，人常常被当作由器官、组织和症状组成的“病例”。这种方式能让医生更客观地看待疾病，但同时也可能忽略了患者作为一个有情感、有社会关系的人的声音。
朱剑峰（左）与唐荣欣对谈。（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提供）
朱剑峰介绍：“对疾病的定义实际上不完全由生理来界定，还与社会规范相关。不孕症之所以会给人带来痛苦，一方面是女性身体要面临医学的凝视，就像是考试那样，她会去焦虑各种数字，AMH值为什么不达标，怀孕后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为什么不翻倍。而另一方面，女性又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传统观念里，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才是完整的女性；有孩子的家庭，才是完整的家庭。”
当然，男性也在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助孕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无法在造娃这件事上出力的失落”，自己就像一个旁观者。承认自己不育，某种程度上，就是承认自身男子气概的缺失。
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站在社会文化与医学科学的交叉背景下，对“不孕不育”这个特殊病症进行的更多思考。
颇有意思的是，唐荣欣还在书中记录了一小批做过试管的夫妻，他们在生下试管宝宝后几年，又自然怀孕了。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可能是之前的治疗让患者的内分泌环境改善，也有可能是精神情绪方面的松弛，长期不孕不育的负担释放后，夫妻之间的交流更密切，不再有 “造人”压力，可以享受性生活的愉悦。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唐荣欣乐见于每一对找她助孕的夫妻，都可以有美满的结局。她也格外记得那些克服重重阻力，最终帮人求得子女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而在《种下一粒光》这本书的末尾，唐荣欣仍然留了一个章节给“消失的群像”，他们是没有“毕业”的人。有的人可能换去别的生殖中心，或去海外寻求更多机会；有的人可能就此作罢，带着遗憾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科学技术即使再发达，也无法破解生殖医学和内分泌领域的很多现象，更无法克服人体衰老病变的自然规律。
《种下一粒光：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
唐荣欣 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6
生活里，唐荣欣自己也会感受到自然规律的不可逆。她已年过50岁，进入了更年期，时常会感受到一阵潮热、一阵暴躁，无法在工作中聚精会神。偶尔失眠时，她也会陷入到“自己没有了女性魅力”的失落之中。这些个人经历都会让她更共情诊室里遇到的女性。
有人问过唐荣欣，作为生殖科医生，她会看到很多家庭夫妻之间私密且复杂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复杂？唐医生回答：“医生不能解决家庭问题，我们能做的很少，我只是希望，自己当好医生的同时，也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和陪伴者。”
[1] 特别报道｜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走在国际前沿，为何不孕家庭求子仍坎坷 《财新周刊》第51期 2024-12-30
[2] 《种下一粒光：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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